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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p#分页标题#e#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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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趋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的统一,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曾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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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层面研究中国近代人物
【摘要】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之剧烈古未有之。近代人物在百多年的历史巨变中,因社会变迁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历史层面。研究近代历史人物,必须对处于不同历史层面的人要不同对待;同时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对其政治性、社会性及时代性等诸方面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力争把人物写深、写活。
【关键词】 近代中国社会 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历史层面
【论文正文】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特征,有人形容说是“亘古未有之奇变”,“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说明近代“变”的厉害。从秦皇汉武到鸦片战争,中国都在变,只是变得很缓慢。与古代相比,近代的“变”,一是速度快,二是变化大,三是变的面广。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这只是一个朝代的变化,旨在说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变化,但没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动。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
一、由于社会变迁形成的不同人物层面
近代社会的变迁,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几个层次,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几个历史层面,说明时代激荡,一代一代人物变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对较快,不少人20岁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启超形容的:风云入世多,岁月掷人急。近代人物因社会变迁剧烈而形成几个不同的层面。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一个层面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时间上为19世纪 40 —50 年代,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层面人物是从旧的历史时代开始进入到近代的,在他们身上反映较多的是旧时代的特点,但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开眼看世界 ,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魏源的《海国图志》,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海国图志》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第一本书,它是在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不了解,资料极为缺乏和中国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时道光帝连香港在何处也搞不清楚,魏源却讲了世界地理,这就很了不起。
第二个层面是在 19 世纪60—80 年代,前后约有30年。30 年中先后产
生了两种人物: 一是洋务派,一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两种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顽固派相对于洋务派而言,是旧时代的人物,直到 80 —90 年代还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数人停滞不前,未有多大变化。顽固派的重创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义和团运动后,顽固守旧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改良主义者不断扩大,是一大批人。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 区别是有的,但又有联系。不讲区别和联系是不对的,因为讲无联系,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不讲区别不符合实际。讲李鸿章与郑观应、王韬没有区别,不对。其实洋务派之间也有区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至少左、李在对于外来侵略态度上就有不同。少数学者在衡量和评价他们时,有时只看到他们的同一性,有时又不看他们的同一性,其实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同一性。
第三个层面是在甲午战后,主要反映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其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比较多,但有关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比较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康、梁师徒两人后来变化很大,过去都是把梁放在康的旁边,说他是保皇党、立宪派、投机政客,其实梁氏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比康氏进步,如民国初年的表现,护国讨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康氏一生并无多大变化。康最大的功劳是推动维新变法。1895 —1898 年这四年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时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坚持立宪救国,仍不失为时代的骄子,很有些正气、斗志,对时代很有冲击力。入民国后,他念念不忘复辟帝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写了《人类公理》,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讲跪地叩首既不卫生,也不符合医道,用这些话来反封建,显然是进步的。但五四以后,他的言论为之一变,大讲人生,说膝盖的作用就是用来磕头的。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甲午战前,他的足迹未出国门一步,反对磕头;戊戌以后流亡海外,周游了11国后,回过头来反而主张磕头了,这又是为什么?民国改元后,他的君宪理想破灭,张勋复辟,他是重要一员,积极参与筹划,事实俱在,梁启超曾痛斥他的这一倒退行径。
第四层面是在 20 世纪初年,即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狂飙式的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代表人物还有陈天华、邹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内。孙、黄是贯穿许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这里不作专门论列。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反清革命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的呐喊曾激励许多年轻人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飙式的人物,但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上,如在苏报案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将他比做这样的人物。狂飙式的人物对社会冲击最大。蔡锷拥护袁世凯,就这点来看,他是立宪派;但他后又拥护孙中山,因此,他又是革命派。他不是一个狂飙式的人物,而是一个稳健派、务实派。辛亥革命时期,蔡氏作为一个务实人物和狂飙式人物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第五个层面是五四以后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一个时期人物较多,鲁迅、胡适、吴虞、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人物是其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均可算在里面。这些人物的特点是提倡主义,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多少带有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职业革命家。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着力于对国家、现实社会和未来前途的关注,过去批判他有的不近事实。
近代人物的第六个层面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的人物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人。至于蒋介石算不算,当然要算。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趋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的统一,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曾有所贡献。他坚持全民族抗战,尤其值得肯定。我们要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历史人物,但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衡评历史人物;不能用党史代替国史,不能用党的立场、是非观点去评判非共产党的历史人物。要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去规范一切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便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同样也要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七个层面是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人物太多了。从张学良、杨虎城,乃至抗战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国共两党均有, 民主党派人士也不少。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丰碑,民族的骄傲,难以细论,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二、近代人物研究方法
人物研究并非易事 ,其方法大有讲究。
一是要先看这个人物属于哪一个层面,是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狂飙式的人物要歌颂,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物也要歌颂。如要用狂飙式的人物去要求蔡锷,其结果只能是对蔡锷的否定,因为他不属于这类人物。像蔡锷这样务实打硬仗的人,在近代不是太多的。因此,研究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在太平天国时期,只有洪宣娇、苏三娘、萧九妹等近似《水浒传》中顾大嫂一类的人物,绝对产生不了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戊戌变法前夜 1 ,300 多名举人“公车上书”也不可能产生秋瑾,因为当时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女状元、女秀才只有戏台上有,那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只有20 世纪的中国才会产生秋瑾,此后产生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向警予、赵一曼等这样的人物。以前讲妇女解放的大多为男子,中国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是从秋瑾开始的,所以,秋瑾在近代史上地位很高。讲到龚自珍,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死于 1841 年,有人说他属于古代人物,写中国思想史、写通史就将他写在古代,他是古代的终结,近代的开端,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陈旭麓先生曾称他既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位思想家、诗人,又是近代中国初期的一位思想家、诗人。他在近代活动的时间虽短 ,但他思想的触角已伸进了近代。
二是研究近代人物应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过去讲阶级性,一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所谓阶级属性,就是人的出身。阶级出身是客观存在的,自己是不能也无法选择的。近代人物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很少,那样要求他们不客观。近代人物的思想变化与近代历史进程变化有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可称为三个历史里程碑,三代人三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社会迅速新陈代谢的过程。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一生三变: 从“康党”(赞成戊戌变法) 变成“革党”(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变为“共党”(共产党),这三个新陈代谢过程集中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陈的三个“变”是时代变化在他身上的留痕。不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扣住人物的政治表现,就无法研究近代人物。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至少应把握这些。
三是研究近代人物虽应重在人物的政治表现,但在研究中还是应当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前研究人物一律搞标签式,一味强调阶级分析,那是不对的。但研究近代人物还是离不开社会性,即人物的阶级性。鸦片战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个“半”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半殖民地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五四前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五四后产生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带有千丝万缕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在近代起重要作用,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这两部分均有同一性,均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均带来过一些新的因素。过去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过多地强调它的消极面、破坏性,而忽视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引进外国生产技术,推进中外贸易,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曾有过重大作用。买办资产阶级人物也有变化,对具体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叶澄衷、严信厚、陈猷等这些早期买办人物是靠与14外国洋行打交道发家致富的,对外国依赖性强,但对推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也是尽了力的。
四是研究近代人物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均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掌握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但不是千篇一律式地贴标签。如翁同和为同、光两代帝师,任户部尚书时与洋务发生关系,任军机大臣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关,通过写他的这些经历才能写出他的教育思想、主战爱国和力主维新变法的转折。不写张謇出使朝鲜的经历,不知他在朝鲜看到日本对朝鲜的疯狂侵略,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有甲午对日主战和后来从事实业救国活动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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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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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后,社会变动接连不断,而且往往是变动的很激烈。中国史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相应的变化。有的史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但总的来说,史学总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重古代、青近代,重政治、轻文化的情况并没有扭转过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_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_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____、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8)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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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中、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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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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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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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领导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同时又带头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成为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近代史论文关于林则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关于林则徐的研究,多重于史实的考证和历史过程的记述。对林则徐实践活动的文化内因缺乏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林则徐由一位封疆大吏上升为民族英雄。“文化林则徐”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林则徐;爱国;爱民;民本;文化
虎门销烟1 188 127公斤(1839年5月18日前后林则徐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日记),如用现代载重4吨的卡车装载,需要297辆才能容纳。当时鸦片走私价格昂贵,有“一两鸦片一两黄金”之说。虎门销烟等于把英国鸦片走私者的金山银山轻蔑地抛到了大海里。这一事件,使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和世界禁毒运动的先驱。林则徐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有了很高的声誉,比如在美国纽约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就有林则徐广场和高达5.5米林则徐塑像(纽约东百老汇奥利华街至加萨林街一段为林则徐广场,林则徐塑像在广场中央。据一华侨说,在美国街头的塑像中只有两位是中国人,一是孔子,二是林则徐)。
由于虎门销烟影响特别巨大,后人对林则徐的敬佩自然集中在这一事件上,难免对林公其他方面的贡献、成就和美德有所忽略。即使比较专业的林则徐研究,也多重史实的考证和记述,对林则徐多种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内因或文化驱动力缺乏深入的分析。因此,对于林则徐这位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文化林则徐”。
林则徐晚年有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十个字,这说明他曾在十四个省为官从政,并指挥过四十万军队。如果把他在翰林院担任过9年文官不计的话,林则徐从36岁任地方官员(首任杭嘉湖道,即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行政长官)起,到他在云贵总督任上因病请辞、告老还乡为止,林则徐在官场上席不暇暖地奔波劳碌了整整三十年,其中还有三年多流放新疆的艰辛岁月。林则徐48岁以前,担任过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从1832年7月起升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在江苏巡抚任上5年之久,这是林则徐一生各种任职中时间最长的一职。此后林则徐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蒙冤流放后曾署理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这三十年间,林则徐爱国爱民,经世致用,整顿吏治,平反冤案,惩办邪恶,崇尚廉洁,培养人才,防灾救灾,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兴办矿业。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他是当时举国公认的水利专家,著有《畿辅水利议》一书。当时有人评价他说“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一生事事闪光。过去有人说林则徐晚年镇压太平天国,连中美合编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林则徐”条目中都是这样写的,但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荒.唐的谬说。林则徐逝世在前,太平天国起义在后;林则徐逝世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桂平县金田
村。死去的林则徐如何镇压活着的洪秀全?身在广东的重病老人林则徐,怎么可能镇压远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时间和地点上看,所谓林则徐晚年镇压农民起义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林则徐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官,他为什么能做出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从何而来?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林则徐而不是他人?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上找出许多原因来,但纵观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约三百万字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而在优秀文化传统中,对林则徐时时刻刻起作用的一个核心、一个枢纽、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就是真诚的、热切的、始终不渝的、超越一切选择的民本思想。如果没有民本思想就没有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一壮举,与林则徐的民本思想直接相关,因为吸食鸦片不仅使白银外流,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健康、死于非命。在对鸦片是严禁还是弛禁的斗争中,林则徐力主严禁,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健康,其次才是白银外流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由儒、佛(释)、道这三个思想体系构成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所说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指精华那一部分。如果把那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做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或者说封建社会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对儒、佛、道的理解和憧憬,就是“儒仁、佛善、道驱邪”。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鲜明地体现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誉。虎门销烟时林则徐55岁,他的爱国爱民、他的卓越才干、他的辉煌成就自然为万众仰望,而同一个林则徐不满40岁时,在江苏省按察使任上,因平反冤案深得民心,已有“林青天”之誉了。“林公来,庆更生”是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呼声,是林则徐民本思想产生的民众赞誉。
林则徐于1775年8月30日生于福州,他父亲林宾日是位私塾先生,家境十分贫寒。1827年林宾日病逝后,当时身为湖北省布政使的林则徐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回忆他幼年时期的贫苦生活,其中写道“……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呜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孰知其不可再得耶。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①(P281-285)另据台湾林崇墉撰著、蒋中正题写书名的《林则徐传》记载,林家有一传家宝,是一双芯油灯。平时林家夜晚用的油灯只加一个灯芯,以便省点油,只有过春节时,为了增加一些节日的气氛,才舍得用两个灯芯。如此贫苦的生活,使林则徐自幼深知民间的疾苦,这对他为官后接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时刻廉洁自律,显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林则徐6岁时开始随父亲读书,所习功课自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对林则徐人生观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他勤勉和聪慧,13岁就考中了秀才,后入鳌峰书院就读6年,19岁考中了举人。鳌峰书院的主持人郑光策是一位坚定地信仰“经世致用”的人,这对林则徐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后来,林则徐的好朋友陶澍、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人全是经世派。所谓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读书做学问要力戒空谈,应联系实际,兴利除弊。这种进步的思潮影响了林则徐一生,并与民本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林则徐信仰佛教,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从他用楷书抄录的《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往生咒》(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了影印集共145页)来看,林则徐是笃诚地信仰佛教的。此外,从他多次祈晴、祈雨、祈雪活动和他写的祈文来看,道教的思想,以及由道教形成的风俗习惯,对林则徐也有相当深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儒仁、佛善、道驱邪的观念,加深了、强化了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林则徐这样一位封建社会高官有着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
中国的民本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他的名言是:“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是管仲灯塔式的历史贡献。后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被历代杰出人物所采纳,林则徐尤为突出。在林则徐的实践活动中,体现民惟邦本的事例不胜枚举,最突出、最感人的是1833年林则徐全然忘我,为民请命,单衔上疏的事例:
清道光十三年,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因长时间的阴雨造成庄稼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在这种大天灾的面前,如果还要农民纳税,只能饿死人。林则徐准备向朝廷申报,请求免税和赈灾救济。但是,道光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措辞严厉地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请求减免税赋,并指责地方官员不顾“国计”,“大官沽名钓誉,小官中饱私囊”。
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怎么办?当时,他处在至少四个 压力下:第一,皇帝金口玉言,有令在先,违逆皇上的意志,后果不堪设想,罢官、坐牢乃至杀头的可能性都有;第二,林则徐因没有抓到一个名叫陈瑞的大盗,正在受着降五级留任的处分;第三,按朝廷规定,过九月后不准报秋灾;第四,巡抚给朝廷的奏折必须与总督联合署名。面对这样的一堆难题,林则徐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听之任之,撒手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然而,林则徐不顾一切个人得失,决定为民请命,单衔上疏(即自己署名,有罪一人当,不牵连两江总督陶澍)。
这一年的11月13日,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在这一长篇奏折中,针对道光皇帝所谓关心“国计”的说法,写道“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自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②(P2732)林则徐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只有下恤民生,才能上筹“国计”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是正确的。
这篇奏折的结尾部分,林则徐写道:“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林则徐为了拯救灾民,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不惧皇威,因老百姓的疾苦而声泪俱下,他的民本思想胜过一切,在这里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还应当指出,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不仅在于拯救灾民和关注民生,他还认识到了更深刻的道理,这篇奏折最后说:“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所谓元气指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古籍中“元气”是指“天地万物的本原”,或“天始于元”的意思。林则徐那个时代,他当然不会说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样的话来,但他说“多培一分元气”,已经包含了人民是社会本原的意思,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核心。
作为一位封疆大吏,林则徐时时刻刻面对民与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民本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首先是他自己一生清正廉洁。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他作为钦差大臣从北京赴广州禁烟,一路经过数十个城镇,在他动身时,从良乡就发出传牌,其中写道“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顶。需索者即须扭秉,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③(P2386)。这段话无须解释,这位钦差大臣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形象已呼之欲出。林则徐这样做也与他的民本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写道:“呜呼!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④(P2788)林则徐的这个呼声,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如果没有民本思想这个文化驱动力,林则徐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而已。由于林则徐以民本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枢纽,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官员中,他鹤立鸡群,成了林青天,成了民族英雄。
自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后,对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注家蜂起。有的同志一再贬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说那是封建统治的权术,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左”的偏见。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过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惠民……”因此,我们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新发展。那些否定、歪曲古代民本思想的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而林则徐在民本思想驱动下的爱国爱民实践活动,既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摘要]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虎门销烟的英雄,他有体察民情、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不敢忘国、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林则徐 爱国主义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
百余年来,用刀与火、血和泪所渲染浸透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悲壮历史,从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便揭开了序幕。林则徐的英名也从此昭垂史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给中国近代社会无疑增添了一丝丝美丽的色彩。在中国近代史上,他可谓是革命的先驱,不论是面对外敌的入侵还是本国分裂者的挑战,他都临危不惧,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为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和繁荣富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具体的、丰富的、有意义的。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一、经世致用、体察民情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1811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在任督、抚时,清理冤狱,救灾代赈,兴修水利,整刷吏治,办事严肃认真,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被人民称为“包青天”。他从“名惟邦本”的思想出发,主张“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一再表示要为民“请命”。他关心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考察民心,爱惜民力,主张在灾区减征缓征钱粮漕米,暂纾民力。1823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史时,由于水患严重,吏治腐败,灾民“汹汹将变”,有人主张镇压灾民,林则徐则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适,会损害到人民的利益。他主张“轸灾黎而保富民”,他把救灾兴利与整修吏治结合起来,不仅使灾民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为清王朝成功地制止了一场农民起义的爆发。
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中流砥柱,为了给封建统治“补天”,他肯于关心民事,甚至不惜犯颜谏上,为民请命。1833年他在任江苏巡抚时,灾情严重,民生维艰,而朝廷仍然催人们上交赋税,他要求朝廷延缓时间,放宽期限,等着来年新的粮食下来再交税,然而道光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认为他办事不利,林则徐抗疏力争说“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及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放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道光帝最后被他说服了,同意延缓时间。当地人民都对他不胜感激。
二、反侵略、虎门销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发展到了清代中期早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清政府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使泱泱大国早已奄奄一息了,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依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但是西方列强对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的中国垂涎已久,他们开始将中国作为侵略和掠夺的重点,然而一些棉毛纺织品的输入使他们远远无法满足,于是他们丧心病狂地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鸦片,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益。
鸦片泛滥,毒烟弥漫,严重侵耗着清王朝的国力和统治基础,白银大量的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市场紊乱,商民交困。鸦片战争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林则徐对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英国商人贪婪的预谋暴利,这也突出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本性。他认为如果我们放任自流,不及时地控制这种现象,中国就会丧失自己独立帝国的地位。他主张厉行禁烟,并且多次向道光帝提出要彻查英国的船只,软弱的道光帝却害怕节外生枝,多次指责林则徐。但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禁烟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又好多次请求禁烟。1838年年底,他临危受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主持禁烟抗争。临行前他虽然知道此次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动摇,毅然决然地前往。他到广东后,严拿烟贩,勒令英国交出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一行动振动中外,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可辱没的民族气节和林则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未敢忘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定海失陷后,琦善等投降派占了上风,道光帝对林则徐横加指斥,但是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在心,仍力主收复定海,昏庸的道光帝却将林则徐革职换上了投降派琦善。此时林则徐仍不计个人荣辱,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关心的是如何抵制侵略。后来受到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职,充军新疆。到新疆后林则徐没有自暴自弃,他兴修水利,修坎儿井,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他还将织布技术传入吐鲁番,并且建议将官产耕田划归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耕种,推广民屯,以充实边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视察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对沙俄的侵略有所觉察,他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45年后,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上奏折建议鼓励商民集股开采铜矿、银矿、金矿,企图打破政府官办的垄断局面。他的这种建议有利于中国刚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四、师夷长技以制夷、追求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蒙昧主义,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抵抗西方侵略,林则徐搜集外国书籍,找人翻译,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近代史上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他不拘一格选拔熟悉外情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组织翻译班子,翻译了《四洲志》,有计划、大规模地搜集和编译外国书报。他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询访外请;他以“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出发,对美国概况做了介绍,主张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追求富国强民。
总之,林则徐的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禁烟抗英阶段和被贬戍两个阶段。如果说他的前一阶段是轰轰烈烈的,那么他的后一阶段无疑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凄凉悲壮的,但是它也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延续。在被贬戍期间不计前嫌为国家做贡献,始终爱国爱民,不顾个人的安危,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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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在 中国 近代 政治 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政治 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 社会的反映。本文将林则徐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源、形成及向爱国主义转化的 历史 轨迹,置于清末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作一番简要的勾勒。
【关键词】林则徐 民本思想
一、清朝统治的衰落与嘉道经世致用思潮
1.清朝统治的衰落
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经两千余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已经朽烂动摇。早在乾隆后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重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帝即位之际,由民生极端艰难,官吏渎法贪冒等诱发的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面动荡不安。他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止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朝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历史 发展 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此间,盛世的表象迅速消失,种种弊端日渐暴露。加之西方殖民势力肆意东侵,海警飚忽,中国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鸦片战争的失败,它便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衰落之路。
2.嘉道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思潮,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清末急剧变化的形势,不能不促使社会思潮出现新的激荡。“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于是,敏感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一些封建士大夫掀起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第一排涌浪,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关系极大。清中叶以后统治黑暗,危机深重,士大夫中有识之士起而揭露、批判,要求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进而掀起政治上的波澜。于是,千年绝学今文经学(或称公羊学)进入了视野,并重获生机,以至逐渐成为晚清“显学”。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开山者是庄存与。他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创立了近代今文经学。刘逢禄则强调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和主“变”的积极思想,赋予“久被冷淡而活泼不拘”的今文经学以某些改良维新趋向。继刘、庄之后,清代经世思想由“纯学术”趋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魏源首开“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签,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批判现实,呼吁“更法”、“改制”。近代今文经学成为嘉道经世思潮兴起的重要思想武器。
嘉道经世思潮的兴起,也是嘉道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直捣紫禁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朝野为之惊悸震撼。嘉庆帝说,此“非浮言泛论所能弥,必以实心行实政”。在此前后,嘉、道二帝为了遏止王朝的衰落,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以行“实政”。虽然对其效果难做高估,但“实政”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学术界风气的改变。于是,经世之学,遂蓬勃兴起,蔚为思潮。而且,“实政”本身也造就了以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经世派。“禁城之变”时,林则徐正在翰林院庶常馆供职;其政治思想也就是在此前后,发端于经世之学的。
二、林则徐民本思想的形成
1.林则徐的家世与早年 教育
林则徐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早期的家庭 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民本”思想的产生起了一定的影响。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出身寒微的非世宦家族的知识分子官员一样,林则徐也形成了反映了其社会出身的政治理想,并在其漫长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常常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坚持遵循儒家思想的原则效力于国家”。
乾隆末年以后,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不仅把广大农民逼进衣食无着的绝境,中小地主在土地聚散过程中也起落无常,很难逃脱破产的厄运。“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林家亦沦落到“家无立锥,而宿通山积”的境地。林则徐之母因“宾日(林则徐之父)家贫,授徒恒不给”,为生活计,只得“率诸女以女红”,“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寝,……其困苦之状,……见而愀然!”则徐本人早年亦不得不“以谋食故驰四方”。这种贫寒的家世和清苦的生活境遇的刺激,使他对民不聊生的现实比较敏感,在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下层民众。
同家庭环境相 联系的是林则徐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教育影响最深的,当数林宾日、郑光策,以及与他互相影响促进的陈恭甫和梁章钜等。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对社会黑暗不满,倾向和提倡经世之学,且作风正派。林宾日对林则徐,即是“慈父”又是“良师”。
林则徐“所得力于父教的,不仅限于文事之教导,而且还有处世治事基本学问的灌输”。林宾日作为落魄秀才,“又备尝穷困艰辛,格外体验到民间疾苦, 自然 深切地洞悉社会黑暗的一面。这一切使得他能客观地多做些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这种学问传给了他的儿子。林则徐从政后,关心民瘼,形成“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的人格特征和“清廉狷介”的为官作风,并不是偶然的。1798年,林则徐入学鳌峰书院。时任山长的郑光策,更是注重“明礼达用之学”,以“立志为先,谓定志而后有所施”。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如,向学生灌输“爱民仁物”为“赴士之的”;认为,为治之术,以得民心为本,而本中之本则是“劝农桑以重本计,明礼度以正风俗,躬勤俭以节民用”。
林则徐在政治 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恤民”、“重民”思想和郑光策存在着渊源关系。在郑的引导下,林饱览了各种史书经典,眼界大为开拓。后来,则徐追忆恩师当年“有心用世”教诲,“不禁泪涔涔下也”。陈寿祺(字恭甫),汉学大师,道光二年(1822)主持鳌峰书院。他对林寄托着极高的期望:“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安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觑欷”。为此,林则徐在《答陈恭甫前辈》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自己一向崇敬陈的为人和学问,表示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当个勤政爱民的好官。梁章钜与林则徐同辈,又同为鳌峰弟子。二人“临容膝地”,砥砺学问,“穷达素心共”,可谓过从甚密。这种师友往来,对林则徐“少而沈悫谨,事亲至孝。为帖括之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品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林则徐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儒家学说是其基本思想的支柱,如重民、爱民,就来自儒家。在鳌峰书院求学期间,虽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严厉抨击“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困”等鱼肉百姓的不良现象,感发他对贪官污吏的愤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流露他对现实有某种不满的情绪,但应当看到,林则徐此时的政治思想不具体,还缺乏特定的时代与阶级内容。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林则徐的家庭、师友、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他的“民本”思想的坯床。
2.林则徐民本思想的明朗化
林则徐于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及弟,此后便有了出色的仕宦经历,升迁较常格稍快。“历官十四省,仰荷三朝知遇”,宦海四十年,累官至督抚,可以说经阅“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是林则徐生平居官行事,推行各种政务措施的基本格调。所以,时人称他“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
林则徐中举(1804年)后成进士前,曾为闽抚张师诚延为幕僚,“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自觉地把自己的前程和清朝统治紧密联系起来。1811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开始了他的小京官生涯;并同京中文人韵士如曹振庸、陶澍、李彦章、魏源等相往来,“商榷古今上下”,“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他为人处世很讲道德,有强烈责任感。这部分是因为他受了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清帝国一些最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激励”。因此,林“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其经世思想在此时已开始形成。1816年和1819年,林则徐先后赴赣、滇任乡试考官。途中所经,叠遇旱涝,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禁发出“嗟尔生涯剧可怜”,表达了对“劳劳竞日”而不得温饱的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尤其是他在裕州突遇洪水,幸有“村夫歘来灿成行”后,深叹:“斯民真天良”;疾呼:“为语司牧慎勿忘,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箠楚加桁杨,教以礼让勤耕桑”,明确指出,要医治疮痍,使“闾阎苏”,必须“厚培民气”。这表明,林则徐在出任守土官之前,其关注民生、重视“天下舆情”、以养民安大局的民本思想已经明朗。
列宁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 联系和‘中介’”。林则徐集封建士子与政府官员于一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想不同凡响。作为封建士子,虽然通过科举 考试 最终“读书显扬”,但幼时的家庭境况,对 社会现状的关注,以及明清实学的耳濡目染,却使他接受了并倡导以务实为特点、求治为目标的经世致用思想;身为政府官员,对清朝的腐朽黑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广大民众的苦难怨愤比较了解,主张变革现实社会。晚清经世派分为两类:一类为 政治 家型,可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由于受制于官场的慎言传统,与龚、魏之流不同,主要是通过“立德”、“立功”的政治 实践来演绎自己的价值取向。
1820年,林则徐出任浙江杭嘉湖道,从此踏上了亲身实践他那一套思想主张、比较独立地支撑一方统治危局的道路。在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视“民事皆士事”,从吏治民生、盐河漕政,到牵动全局的鸦片问题,无不殚精竭虑,成效卓著,“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关心民瘼,稳定民心,兴利除弊,挽救危局,是他勤于政务的重要内容。林则徐高于一般封建官吏的地方,在于其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即更重视民众疾苦与清朝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言:“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犹可悯。”在这里,林则徐力图调和构成封建生产关系的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矛盾,体现着其民本主义思想主张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对于维系国计民生的现实性和力量,并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将原本明朗化的民本思想形成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新出现的 中国 人民与西方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趋上升,原来以维系国计民生,抵制西方侵略为中心内容的嘉道经世思潮,其重心亦逐渐转移到抵制西方侵略,特别是反对英国鸦片侵略方面来。林则徐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其民本思想迅速地向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转化。张灏先生认为,人的主要思想是人面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感受”时,“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的结果。林则徐虽然还“无法理解当时时局巨变的意义”,但是历史巨变所产生的冲击力已使他本能地去“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
1838年,他经过一番密查暗访后,敏锐地揭示了苏州、湖北等地“商民交困”的原因:“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物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賸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上奏呼吁道光帝:“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这说明,林则徐已经比较清醒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 侵略给“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并把维护商民利益,重视商民地位,上升到维护国家稳定的战略高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陈胜粦先生认为:“林则徐在实践中形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则是嘉道经世思潮在政治领域内开出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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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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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策略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供大家参考。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
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
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又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15.5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22.5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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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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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主要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实际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能让我们更注重于去了解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思考与反思。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新青年;领袖。
读完《胡适自传》后,又找到胡适的其它一些文章读了读,读后感触颇深。对胡适这个人也比以前了解了很多。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初中的历史课中的一次接触到胡适,一脸的书生气息,活脱脱的一个文人样貌。再一次深入的去了解胡适,发现他很多观点都十分的犀利,带着他自己的特有的看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是胡适的一篇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卷。这篇小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批判”,解放后更是被揪住不放,被批得“体无完肤”。 胡适的这篇文章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外来的思想文化象潮水一样涌向中国古老大地,各种“主义”满天飞舞,各色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义还根深蒂固,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还普遍落后,特别是社会弊病非常严重,国计民生问题更是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一时引进的“主义”虽然多,但大多数是“空”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纸上”谈论的东西,所以胡适认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应该实际些,多研究与解决比较具体的问题,少谈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他感慨道: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那么多人热衷于空谈主义,不愿意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畏难求易,是思想上的懒。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本《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自己与别人的经验,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加上想像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的办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为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看了胡适的原文,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另外,不象有些人捕风捉影的那样,胡适也没有特别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的是所有的空谈“主义”。 不仅观点正确,我还觉得胡适这些话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富足、社会清明、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生活舒心„„这些就是检验中国进步的标准,至于什么“主义”,那是很次要的。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实,不一定就完全的反映出了历史。当朝的统治者为了让后人看到当时统治的好,往往会让史官做一些修饰,去美化历史,去美化自己的统治。我们从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才能推论或是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胡适的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反映出历史是存在着一定的虚假成分。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他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有血有肉的胡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忽视的杰出人物。
参考文献
[1]. 书名:《胡适作品集》,作者:胡适,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 年5月,起止页码:1-504页。
[2]. 书名:《胡适自传》,作者:曹伯言,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日期:1992年7月,起止页码:1-132页
[摘要]: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为人处世、治学路径、思想风范、道德操守、与鲁迅的友谊与争执,一直是海内外广泛流传、评论的话题。可无论他人和历史如何评价他,都掩盖不了他曾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他是希望之神,他是光明使者,他用他惯有的乐观与希望努力探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当然,他也犯过错,可这错还不足以抹杀他一生的功绩。对胡适的评价,也许我们都该以“不管胡适臭也好,香也好,我始终认为,对他和对别的任何人都该永远一分为二,既不捧为神,也不贬为鬼。”为标准,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胡适 新文化运动 鲁迅 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物,在当年‘如雷贯耳’的,如今已没人知道了;今日‘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还不见经传呢”②,这就是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比如胡适,今天我们对他的评价大都停留在胡适最终成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走狗,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胡适是一个永怀希望者,他满怀希望的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坚定的相信中国可以真正的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他的心是系着国家的,他的情是为着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该以他一时的错来掩盖他一生的功绩。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偏见,拨开历史的从从迷雾,来从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光明使者”——胡适。
一胡适生平概述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是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㈠胡适主要经历 ② 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㈡胡适一生的信仰
胡适人生信仰的孕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19年已有所定格。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的信仰复杂而渐次丰富,贯其终身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其行为起着直接的左右作用。然而在1919年以前他的信仰是多维的,他之后的信仰是逐渐演化而来的:
①胡适的第一信仰是父亲的教诲。他说其父“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胡适入学后的第一读本是其父写的《学为人诗》。他 2
后来回忆说,内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
②胡适的第二信仰是母亲的为人。他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③
③胡适的第三个信仰是“无神论”。他说:在八至十一岁时,读《资治通鉴》“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④
④胡适的第四个信仰是杜威哲学。他说:“杜威给了我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竞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⑤胡适的第五个信仰是“社会不朽”。这种“社会不朽”的信仰是从“三不朽”的信仰演化而来的。他说:“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足,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我母亲的逝世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经过种种“推想”之后终于“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他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胡适一生头衔很多,他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的头衔。由此可见,尽管胡适一生贡献卓越,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③
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个人及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他命运中所凝聚的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都是令人回味并有着现代启示意味的。
㈠思想站的更高的胡适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思想言论影响最大、最久的一个人。外国学者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就足以证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
㈡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㈢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说起“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说鲁迅,他和胡适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历史抬高了鲁迅贬低了胡适,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以为然,我倒认为他们各有千秋。
三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㈠两人在上的文化异同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已确定,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民性进行“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现代化的改变。他的目标明确并且相信这目标总会实现,为实现目标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满希望。而鲁迅正好相反,所以他一生都处于绝望。
㈡两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异同
两人都从文化起步,但鲁迅始终注视着文化,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政治,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完美导致绝望,而“不要太坏”则总会激发希望,他们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着“乌托邦”情节的鲁迅是孤独的,因为有心中的“乌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锐了,他的言语也最为让人难以接受,中国在面对鲁迅时是崇尚中庸的国度,何时能够容忍如他这样对于国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鲁迅不断的被刺伤,也不断的用手中的笔去回击,但越回击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国的前途在那里?
希望中国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的胡适,也是孤独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为当权者所接受,也不为“革命者”所接受,那么要想影响这两大团体所控制的民众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要么隐忍于黑暗,要么在黑暗中进行更为黑暗的破坏,而进行光明的建设却总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干。
鲁迅在不停的抗争、揭露、还击中精疲力尽的倒下了,而胡适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不厌其烦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在最为黑暗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恒的真理,直到突发性心脏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鲁迅死在绝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中;胡适死在希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的希望当中。无论希望与绝望,他们都已死了,都在历史的风尘中看着后人们进行着希望和绝望的努力。⑤
「结论」:“历史该留给历史评述”,这句话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总会应各种原因而存在偏差,所以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怀着怀疑的态度⑤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去接受。正如胡适,如果我们只听信历史课本而就认为胡适是一个“过河卒子”的话,我就会错过一位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迪的大师。
“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⑥既然我们已了解了胡适先生一生的荣辱成败,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发扬他的优秀的品格,并把他的失误当成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参考文献]:
1.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2.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
3.林语堂 《为胡适先生营造一座公共纪念坊》载于《北大人》2008年冬季刊第34期
【摘 要】胡适先生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有着不媚不俗的独立人格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婚恋生活上,他有着遗世独立的君子操守;在待人处世上,他更有常人不备的雅量。胡适的人格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关健词】胡适;人格;独立;爱国;雅量
一、胡适的独立人格
胡适的政治人格是独立的。对于政治,胡适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而是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偏向蒋介石,还反对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他始终在悲观和执著中超脱,始终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始终坚信民主政治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随时随地不忘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土壤完全没有不适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移植,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始终是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i ” 。
胡适总是让青年人特立独行,说老实话,敢于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胜过面包,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特立独行之人,才有了今日文明的世界。他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ii ”胡适倡导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iii”。与此同时,胡适清醒地看到自由主义也不能矫枉过正,故还强调,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数个“小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这种“大我”与“小我”互相关联的责任心,有助于激励社会良知和警诫罪恶行为。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虽也曾效力于国民政府,但他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仰来改造积贫积弱的中国。他鞭挞国民政府不重视白话文的推广,批评其不重视教育,也曾多次面刺蒋介石。胡适的人格独立还在于其对文学的改良,他早年推行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林琴南等人的围攻,仍不改初衷。胡适的独立更在于对权力并不贪婪且有自己的原则,1922年就曾拒绝接受黎元洪颁发的勋章,拒绝为北洋政府效力。1933年,他拒绝汪精卫的邀请,辞官不做,即便昔日好友张慰慈来游说,也决不轻从。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拒绝出任外交部长,顶住了阎锡山和美国佬的压力,宁可偏安美国一隅,也不和“无赖政府”合流。
二、胡适忠心为国的言行
胡适先生认为,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1915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热议“二十一条”,一致主张“对日宣战”。而胡适作为一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他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和权衡利害,“战”并不一定就是爱国,“不战”也不一定就是不爱国。胡适认为爱国必先爱民,必先爱国民的生命。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需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所以他不主张用道德去绑架民众的生命,更不忍心用国民的血肉餍足某些人的爱国热忱。胡适的爱国思想体现在爱中国的文化上。所以他首倡白话文,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章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还革新了文学体裁,新诗方面有《尝试集》问世,戏剧方面有《终身大事》出版,这两部文学开山之作为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适的爱国还体现在他的行动与实践中。曾经留学美国七载,却并不贪图外乡的物质享受。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在北大授学,教化后昆。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奉命于危难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驻美期间,胡适四处奔波,说动美国政府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使美国人民同情中国的抗战并慷慨解囊。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胡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争取中国抗战外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后人评价之为:“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iv”胡适一生情系北大,始终视北大为自己永远的精神家园,甚至规定五月四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在遗嘱中他要求将自己留北平的所有文献资料全部转交北大。胡适晚年居住在美国,仍写文章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困苦中“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没有去领美国绿卡,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胡适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情怀,着实令人感动。
三、胡适的婚恋观
胡适本人的爱情最终是屈服于亲情。虽然在美期间和韦莲司有过一段恋情,但他本人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孝为先,最终与江冬秀结为夫妻。江冬秀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胡适并未意气用事,接受了这桩旧式婚烟。也许胡适骨子里头是崇尚恋爱自由的,他喜欢真性情,喜欢交真性情的朋友,也喜欢真性情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亲自成全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促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这对神仙伴侣。胡适还曾与表妹曹诚英有过美好的感情,但他爱惜自己的名节,始终没有与江冬秀离婚,正确处理好了个人的感情问题。
胡适的婚姻有对本我感情的压抑和戕害。“说到胡适的婚姻,我们常为胡适报不平,觉得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之下的牺牲者。然而他因此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又何尝不是受赐于旧礼教呢?胡适之所以能令新旧两派都敬重的一点,正是他婚姻上的‘不忍’之心,这点‘不忍’之心背后有多少关爱、容忍和体贴v ”。胡适一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还曾说自己和江冬秀的婚姻是人生一大幸事,认为这是最讨便宜的事情。胡适不舍糟糠之妻的名士风度值得后人学习,尊重母命的孝道精神和爱惜羽毛的自律品质值得学人敬重。胡适的自我牺牲,成全了他感情世界的高贵,使他坚守住了真名士的精神高标。
四、胡适待人处世的谦和与雅量
众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然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胡适也不例外。胡适曾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资助在国外读书的林语堂,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回北大效力。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对待自己的学生,胡适倾心培育了“物理女王”吴健雄,对吴晗和顾颉刚等学术奇才大力提携。 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胡适的确是心胸坦荡之人。在白话文和文言文论争问题上,很多人与他发生过笔战,但他毫不记仇,还维护骂他的人的形象。在鲁迅死后尸骨未寒即受人攻击之时,胡适没有因为鲁迅与之有过嫌怨就坐视不管,很快站出来替鲁迅说话,维护了鲁迅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名誉,肯定了鲁迅非凡的文学成就。再如李大钊曾与他开展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两人政见不和,在李死后,胡适负责了李的后事,任劳任怨。胡适还曾经四次营救狱中故友陈独秀,其行其迹,感人至深。
在20世纪的大哲中,应该有胡适的重要位置。胡适的独立人格、爱国主义情怀、婚恋生活上的君子操守的以及待人处世的雅量,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他的人格魅力正如他的墓志铭写的那样:“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① ”
注释:
i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39.
ii 黄团元.胡适的谦和雅量[M].武汉:长江出版集团,2007:180.
iii 白振奎.胡适人格[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85-586.
iv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80.
v 周质平.胡适的情缘与晚境[M].合肥:黄山书社,2008:332.
【参考文献】
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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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主要是研究宇宙间的基本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并分析由这些基本原则推断出的系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物理学的开端源溯深远,但若说物理学真正意义上的征服世界还是在19世纪末,他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人们所未知的现象。古老的牛顿力学城堡历经岁月磨砺风雨吹打依旧屹立不倒,反而更凸显他的伟大与坚固。从天上的行星到地上的石头,万物皆毕恭毕敬的遵循它的规律。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更是它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光学方面,波动论统一天下,神奇的麦式方程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理论并将其扩大到整个电磁领域。热学方面,热力学三大定律已基本建立,而在克劳修斯,范德瓦尔斯的努力下,分子动理论和统计热力学成功建立。
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似乎都彼此包含,形成了以经典物理联盟。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
那当然是一段伟大而光荣的日子,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科学的力量从这一时期开始才真正变得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神往。我们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上帝造物的奥秘,在没有遗漏,我们所熟知的一切物理现象几乎都可以从现成的物理理论里得到解释。力,热,声,光,电等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被同一种手法控制。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说:“物理学的未来,将在小数点第六位后面去寻找.。”而普朗克的导师甚至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个已经高度成熟的体系。
但历史再次体现了他惊人的不确定性,致使19世纪物理世界所闪烁的金色光芒注定只是昙花一现,而那喧嚣一时的 空前繁盛的经典物理终究要像泡沫那样破败凋零!
其实,今天回头来看,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的意义远比实际得出的结论复杂而深远。它一方面彻底的建立了电磁理论,为经典物理的繁荣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另一方面,它又埋下了促使经典自身毁灭的武器,孕育了革命的种子。当赫兹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那件实验室里通过铜环接收器的缺口爆发的电火花证明电磁波存在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有光照射到这个缺口上时,似乎火花出现的更容易一些。
显然赫兹是伟大的,他甚至为这个现象写了专门的论文,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一起太多人的注意,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篇论文的真正意义。或许甚至连赫兹自己都不知道,量子存在的证据就在他眼前,几乎触手可得!不过,或许是量子的概念太过爆炸性,太过革命性,命运冥冥之中将它安排在新世纪出现。只可惜赫兹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它的诞生,也没能目睹它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在经典物理还没来得及多多体味一下自己的盛世前,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连续发生,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元素的放射现象。
1897年,居里夫妇研究了放射性并发现了更多的放射性元素如钋,镭。
1898年,汤姆逊研究了阴极射线后认为它是一种带负电的电子流。
1899年,卢瑟福发现了元素的嬗变现象。
如此多的新现象的涌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让人开始觉得不安。虽然经典物理的大厦依然耸立,依然那么雄伟,一眼看起来牢不可摧。但天边这小小的乌云,虽然不起眼,却给人一场暴风雨将至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十分准确,随着乌云的扩大,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相继诞生,经典力学的大厦就此轰然倒塌。有人说物理学学到最后清一色是在学哲学,那么以哲学观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种必然!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同时为了提高人眼的观察能力,人们发明了光学仪器,第一架望远镜的诞生促进了天文学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显微镜的发明给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荷兰的李普塞在1608年发明了第一架望远镜。开普勒于1611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折光学》,提出照度定律,还设计了几种新型的望远镜,他还发现当光以小角度入射到界面时,入射角和折射角近似地成正比关系。折射定律的精确公式则是斯涅耳和笛卡儿提出的。1621年斯涅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入射角的余割和折射角的余割之比是常数,而笛卡儿约在1630年在《折光学》中给出了用正弦函数表述的折射定律。接着费马在1657年首先指出光在介质中传播时所走路程取极值的原理,并根据这个原理推出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综上所述,到十七世纪中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
关于光的本性的概念,是以光的直线传播观念为基础的,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发现有与光的直线传播不完全符合的事实。意大利人格里马第首先观察到光的衍射现象,接着,胡克也观察到衍射现象,并且和波意耳独立地研究了薄膜所产生的彩色干涉条纹,这些都是光的波动理论的萌芽。
十七世纪下半叶,牛顿和惠更斯等把光的研究引向进一步岁展的道路。1672年牛顿完成了著名的三棱镜色散试验,并发现了牛顿圈(但最早发现牛顿圈的却是胡克)。在发现这些现象的同时,牛顿于公元1704年出版的《光学》,提出了光是微粒流的理论,他认为这些微粒从光源飞出来。在真空或均匀物质内由于惯性而作匀速直线运动,并以此观点解释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然而在解释牛顿圈时,却遇到了困难。同时,这种微粒流的假设也难以说明光在绕过障碍物之后所发生的衍射现象。
惠更斯反对光的微粒说,1678年他在《论光》一书中从声和光的某些现象的相似性出发,认为光是在“以太”中传播的波.所谓“以太”则是一种假想的弹性媒质,充满于整个宇宙空间,光的传播取决于“以太”的弹性和密度.运用他的波动理论中的次波原理,惠更斯不仅成功地解释了反射和折射定律,还解释了方解石的双折射现象.但惠更斯没有把波动过程的特性给予足够的说明,他没有指出光现象的周期性,他没有提到波长的概念.他的次波包络面成为新的波面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它们是由波动按一定的位相叠加造成的.归根到底仍旧摆脱不了几何光学的观念,因此不能由此说明光的干涉和衍射等有关光的波动本性的现象.与此相反,坚持微粒说的牛顿却从他发现的牛顿圈的现象中确定光是周期性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在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占统治地位的同时,由于相继发现了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光的被动现象,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也初步提出来了,因而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几何光学向波动光学过渡的时期,是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步深化的时期.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波动光学时期
19世纪初,波动光学初步形成,其中托马斯·杨圆满地解释了“薄膜颜色”和双狭缝干涉现象。菲涅耳于1818年以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形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用它可圆满地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光的偏振和偏振光的干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菲涅耳假定光是一种在连续媒质(以太)中传播的横波。为说明光在各不同媒质中的不同速度,又必须假定以太的特性在不同的物质中是不同的;在各向异性媒质中还需要有更复杂的假设。此外,还必须给以太以更特殊的性质才能解释光不是纵波。如此性质的以太是难以想象的。 1846年,法拉第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磁场中发生旋转;1856年,韦伯发现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等于电流强度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他们的发现表明光学现象与磁学、电学现象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1860年前后,麦克斯韦的指出,电场和磁场的改变,不能局限于空间的某一部分,而是以等于电流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的速度传播着,光就是这样一种电磁现象。这个结论在1888年为赫兹的实验证实。
然而,这样的理论还不能说明能产生像光这样高的频率的电振子的性质,也不能解释光的色散现象。到了1896年洛伦兹创立电子论,才解释了发光和物质吸收光的现象,也解释了光在物质中传播的各种特点,包括对色散现象的解释。在洛伦兹的理论中,以太乃是广袤无限的不动的媒质,其唯一特点是,在这种媒质中光振动具有一定的传播速度。
对于像炽热的黑体的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这样重要的问题,洛伦兹理论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并且,如果认为洛伦兹关于以太的概念是正确的话,则可将不动的以太选作参照系,使人们能区别出绝对运动。而事实上,1887年迈克尔逊用干涉仪测“以太风”,得到否定的结果,这表明到了洛伦兹电子论时期,人们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仍然有不少片面性。 光的电磁论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光恶化电磁现象的一致性,并且证明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存在这相互联系这一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在认识光的本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此期间,人们还用多种实验方法对光速进行了多次测定。1849年斐索(A.H.L.Fizeau,1819--1896)运用了旋转齿轮的方法及1862年傅科(J.L.Foucault,1819--1868)使用旋转镜法测定了光在各种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量子光学时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光学的研究深入到光的发生、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围观机制中。光的电磁理论主要困难是不能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某些现象,例如,炽热黑体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的问题,特别是1887年赫兹发现的光电效应。
1900年,普朗克从物质的分子结构理论中借用不连续性的概念,提出了辐射的量子论。他认为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包括光,只能以各自确定分量的能量从振子射出,这种能量微粒称为量子,光的量子称为光子。量子论不仅很自然地解释了灼热体辐射能量按波长分布的规律,而且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个问题。量子论不但给光学,也给整个物理学提供了新的概念,所以通常把它的诞生视为近代物理学的起点。
1905年,爱因斯坦运用量子论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给光子作了十分明确的表示,特别指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光也是以光子为最小单位进行的。
1905年9月,德国《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爱因斯坦的“关于运动媒质的电动力学”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基本原理,文中指出,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物理学,其应用范围只限于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情况,而他的新理论可解释与很大运动速度有关的过程的特征,根本放弃了以太的概念,圆满地解释了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 这样,在20世纪初,一方面从光的干涉、衍射、偏振以及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确证了光是电磁波;而另一方面又从热辐射、光电效应、光压以及光的化学作用等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光的量子性——微粒性。光和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玻璃二象性,这个认识促进了原子核和粒子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光和物质的本质,包括实物和场的本质问题。为了彻底认清光的本性,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摘 要】应用物理学是建立在古老物理学上的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但在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研究它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将基本的物理学理论性的基本规律、实验方法、最新的物理成果运用与实际。转化为现在所需要的实用生产力,再从实践反馈的信息中反过来推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本文就物理应用在不同物理历史时期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应用物理的发展历史,简述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应用物理学;发展
1 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
在古时候,虽然人们对自然界中事物的认识只依靠直觉和思辨性猜测,但是此时已经有了物理知识的应用。从刀耕火种之中就能看到物理力学的基本应用,由此可见应用物理在生活中的普遍性,以及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的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力学,诸如静力学中的简单机械、杠杆原理等在农业和狩猎之中有广泛的应用。在该过程中很多的经典物理理论得到实践。而后的时期中更是有了电磁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指南针就是电磁学方面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重要代表作。声学方面,唐朝的编钟闻名世界,优美的音律让人们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自古时候到近代,总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物理学的应用,这就是最初期的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在应用物理没有成为专门化的学科时,它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生活的每个角落。
2 应用物理在经典物理学时期的发展和贡献
15世纪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和技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在该时期特定历史需求下诞生了。物理学增加了系统的观察实验和严密数学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发了17世纪在物理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大发展。牛顿建立力学体系,开启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到了18世纪时期,应用物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大大的提升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出现了发明和使用机械大时代。如尔顿于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玻尔兹曼,吉布斯等创建了统计物理学,使得热机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结束了二类永动机的辉煌时期。在18世纪应用物理的发展也使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为当时物理学的主导思想。19世纪,物理学得到了快速和重大的进展,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不断被挖掘出来。如新数学方法与物理研究不断联系,并建立了热力学、分子运动论、波动光学、经典电磁场理论等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奥斯特发现在实验中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到安培提出分子电流假设,再到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最终麦克斯韦总结出的位移电流假定,创建一套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同期的应用物理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从第一台电动机的制作,到电力工程、电磁通讯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应用物理在历史中的逐步登台,应用物理正从现在中的平民角色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明星形象。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的凸显,在历史的科技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了更加重大的地位。
3 物理应用指出了近代物理的不完备性
18世纪在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后,经典物理学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至高点。经典物理学取得了比之历史看来十分突出的成绩,令不少当时的物理学家萌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物理学的知识已经完备,物理学最基本的、核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解决,只有需要更深层次细化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细节上需要作出一小部分的补充和修整,从而令已有的公式更加的贴近最真实的物理本质。但在19世纪,生产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精密、大型仪器的制作,研究对象由宏观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并不断的触及到神秘的宇宙和物质内部的结构。让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物理应用于现实的过程中,在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一些不能用当时经典物理学解释的现象。从开始的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现象被人们所发现。到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和无结果的“以太漂移”。此类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有强烈的冲突的实验,使传统的经典物理学观念受到了重大的质疑,这正是物理应用引起的物理学的一场新的历史进程。在矛盾被提出后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相继的薛定谔、海林堡等物理学家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观点,由此结束了经典物理学深受质疑的局面,将理论物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该物理学理论性提升的过程中,物理应用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正是将理论付诸于应用才将理论深层次的不完备性挖掘出来,进一步推动物理学的理论化进程。
4 应用物理专业化的正式确立
4.1 正式确立
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物理学的不断发展,核技术的逐步崛起,此时应用物理作为一个领域从整体物理中被专门挑选出来,相对于更加注重结合数学的理论研究的物理专业而言,应用物理更注重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确立了应用物理的地位,表明了对应用物理态度的改变。是应用物理正式走向专业化的标志。在20世纪以来应用物理在航空航天、电子电信、声、光等基础开发和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4.2 独立化意义
应用物理在现在的应用面不断拓宽,在医疗、宇航、新能源开发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在发展新型能源的今天,人们对医疗条件和能源供应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只有不断发展应用物理才能满足当代人们的生活需求。曾经的蒸汽机极大程度的解放了劳动力,电子通信的发展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让一个个新兴娱乐产业萌芽,极大的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上不断的发展应用物理才能加速一个时代的进步。
5 应用物理学未来发展展望
就应用物理的发展来说在这里引用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前辈的一句话来说:“今后二十物理学的成就会远远不及100年前,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有起伏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物理学不会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此时的物理学很多新领域出现了,为我们打开了很多门,每一个门走进去都能大有作为。”无疑应用物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领域,在理论无法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在,应用物理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在物理理论近乎停滞的近些年,各国相继在应用物理的指导下将各种航天器送入太空,不断的探索宇宙的奥秘。在信息传递方面不断的革新,将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化和便捷化。从巨型的计算机到mini iPad,每一次的进步都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应用物理的研究方向是顺应历史需求的,就应用物理今后的进程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理解,就当前时代的需求:对宇宙的开发。新型航天器的研发将会是每一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再次应新时代能源的需求,核反应进一步的可控化也将是一个研究的大方向,同时新型能源开发必不可少。
6 总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应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时期,我们要不断的回顾和总结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发展经验,为应用物理学的日后发展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王东亮.浅谈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J].物理期刊,2012.
[2]潘永晴.应用物理学发展历史探究[J].湖北教育周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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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近代史既是让人印象深刻,又是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屈辱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
5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6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6)
7 沈渭滨:《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1,(2)
8 郑师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反封建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3) 9 高放:《中国近现代史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人文杂志.1981,(5)
10 王金铅:《略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历史研究.1983,(4)
11 朱哲芳:《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几点认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1) 12 山东科技大学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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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2.学术生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度之间要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史景迁: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英格兰,在美国学习中文,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更高级的中文,之后到台湾进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来到了大陆,在那之前我还去过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代周报:像你一样,这几年,很多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史景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研究者或是读者,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我最初的历史研究由英国、欧洲史开始,后来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兴趣。如果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的翻译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绍到中国,还有中国历史学家做的许多工作。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前段时间我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孙子会面,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简直是和过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历史书会面。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3.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硃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4.“第一个到伦敦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历史研究给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史景迁:研究令人兴奋,非常有意思,有时也令人沮丧。我从没写过虚构作品。我是说,现在的写作是我唯一的写作方式。电脑让人们有了很多写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来那些,我不喜欢用电脑写作。我喜欢手写,虽然这意味着过后要打字,但这没关系。每当文字落在纸面上,我都感到愉悦,感到我确实能够围绕着我的点子建造出整本书。
时代周报: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迁: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间一个来到欧洲最终落脚巴黎的中国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迁曾做过一次关于他的演讲),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同的画面。这个中国人旅居欧洲却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们喜欢描述来到欧洲的人们多么喜爱西方文化,不过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欧洲,憎恨鹅肝酱,憎恨牧师,这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可能你觉得不可信,想否定这些资料,试图寻找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同时期巴黎的警方记录,正如故宫里的法律文书一样,以及法国的资料、英国的资料……我则使用当时英国的资料,以研究这个在康熙年间—1686年—第一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当时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国人交谈。我的问题是:为何当时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和英国人沟通?答案是:因为他们讲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教一些中国父母拉丁文,而他们的孩子就此学会了拉丁文。而在当时的欧洲,在学校里、大学里,人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也必须有能力同时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这就使一种语言共通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做不到的。我们是有在线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说”。
因此,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推动在小学增加更多中文课程,但是这无疑成本昂贵,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来源)叠加起来,你总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谓的“美国社会历史学”,我们就是这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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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次看到有关中国外交的新闻都给我一种中国一点都不强势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软弱,像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经常“欺负”中国,而中国却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像渔民被拘事件,日本政府对二战侵略的态度等。都让我为之不解——到底为何中国外交如此软弱?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已逐渐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弱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军事强国,其成长的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近几十年来的外交却让我十分疑惑。在中国国力不强,被列强欺负的时候发展和平外交,对美国等经济强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还可以理解,但如今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各国都想分一杯羹的穷国,弱国了,还对其他国家那么“敬畏”就让我十分不解了。
日本问题由来已久,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德国公开道歉还有德国两任跪倒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更是让我们对德国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更加深恶痛绝。对于德国发动二战对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的多数德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忏悔意识,战后德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而反观日本却不思悔改,在全世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时,而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新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课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这些对于中国——一个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反击,这让我们国民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而近来发生的中国渔民被拘事件也是如此,韩国海警以“非法捕捞”和“抗拒执法”为名围攻中国渔民时遭遇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9名渔民被扣。在韩国“强烈抗议”后,中国外交部不是要求释放渔民而是表示要“教育渔民”。还有 现代地图标示已上百年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沙群岛,已叫越南占领了29个岛屿、菲律宾抢占9个、马来西亚则占领5个,还有文莱也凑热闹,它们大肆开采海底石油,催迫中国渔民,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中国“默不做声”。
而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中国的外交为何如此软弱,在我看来原因有几个,其一是历史问题,中国清末时期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清政府不作为,签署了许多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如今虽然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这种民族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中国外交才会一直不够强硬。其二近代中国一直以和平外交为外交原则,中国一直实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不想因为一些不会影响到中国根本的外交摩擦打破如今的发展形势。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面子,而为了维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形象,中国可能认为表现得宽容一些会让中国在国际上的评价加分,当然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求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占一个有利位置。
这许多事件都证明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只顾所谓的大国形象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却置大国尊严于不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该如何去让中国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大国的风采和尊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国!
摘要: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通过中国古代与现代外交关系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与现代的外交政策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及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原因。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外交
古代的中国是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仅在农业、工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文化、科学、医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与世界各国。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就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地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同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给周围各个国家而且给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受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
古代的中国社会较为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东方大国;文化繁荣;对外交通便利(早在汉朝时期就开辟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东亚,西亚,南亚之间的交往便利);从汉朝时期开始领导较为开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加上马车,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
在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早在汉武帝时期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史关系汉光武帝时,光武帝赐予印绶,在这以后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铁技术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中国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各新的阶段,隋炀帝也遣使到日本,日本方面给隆重接待。
唐朝时,我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19次。日本也频繁遣使来唐。大量的日本人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所吸引,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城里随处可见。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进行了大化改新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采用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推行租庸调制;建筑;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奈良时期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首都的建设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设。促使日本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新文化和以汉语位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由腾原氏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私自渡海来华,宋王朝侧实行相反的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对日贸易。直到南宋日本改变拉保守政策。中国的钱币和先进的建筑术,纺织术,医药术,以及种茶,吃茶术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中日双方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中日开始来往到北宋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大国行列。在中日交往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日本为了本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积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割据时期,诸侯相互攻战,争夺土地的权利,在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就组织武士,没有生活能力的流浪人,商人和海盗勾结,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掠夺财物。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积极同各国交往。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国家衰弱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的政策,更多的日本人侵入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倭,取得胜利。
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清朝后期,英国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对外开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大国的愿望。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觉党起义,枉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野蛮式掠夺,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直到1945年才结束了对中国的统治。
从明朝到194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断的侵害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态度与先前截然相反。说明了国家利益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弱国无外交。要想不受别的侵略必须让自身强大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变化。日本被迫与中过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得以逐渐发展。两国藉此重新确立外交关系,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历史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苏东剧变和美国对话政政策的改变,中日之间进入准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表现的特点,人们称之为“政冷经热”,这一时期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成为双方外交政策在政治领域的主色调。今年来日本不顾人民的反对三番五次参百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 歪曲侵华事实,关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予与否认。对中国钓鱼岛虎视眈眈。
由于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日之间的正常交往留下了阴影。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冷经热“。
落后与闭关政策,导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新中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在铭记与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人民素以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著称于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的保障。所以中国对日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杜民喜:《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北方丛1999年第2期
汪向荣 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毛子和李著 《中日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
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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